故乡难返
尽管出租房生意不景气，外乡人陈文建仍未打算离开。对于离家14年的他来说，高埗已经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全家人在这里深深扎下了根。
打工仔肖文彬则是回了故乡又来，同批离厂的十来名员工当中，几乎全部人都留在了高埗，要么进了其他厂，要么就在裕元厂附近接手了一栋出租房或者承租了一家小门店。
湖北开往东莞的班车多停靠于设在高埗的东莞汽车北站。每天，两地来往的班车多达十多辆。当年，陈文建的老乡肖文彬就是乘坐班车来到高埗，开始从农村走向城市之路。如今，已经离开裕元厂的他一度离开高埗回到老家，很快他又回来了。“已经在东莞生活惯了，回去连拿锄头都感觉别扭。”
像肖文彬这样的人，在高埗裕元厂辞工的人当中最为普遍，回到老家的他们发现，农村已经不再适合他们。
2004年高考失利之后，肖文彬南下广东。县城里有开往东莞的班车。每天，都有像肖文彬一样的男男女女登上南下的班车。
肖文彬的父亲不赞同儿子南下打工。他坚持认为农村的孩子只有读书，才能走进城市，才不会被城里人歧视。肖文彬还是倔强地走了。在老乡的介绍下，他顺利进入裕元厂工作。那一年，高埗裕元厂步入鼎盛时期。肖文彬有幸见到至今为止见过的“最大的明星”———N BA巨星乔丹，尽管隔着几百米远，还隔着车间的窗玻璃。肖文彬形容当时场面“恐怖壮观”。
而今年“小皇帝”詹姆斯莅临裕元厂时，人气就要差很多，甚至连裕元厂的员工都不知道他来了。
在裕元厂里，肖文彬每月能拿到两三千元的工资。他很少寄钱回家，而是将大部分的钱花在了买手机等电子产品以及请同事老乡在外吃饭唱歌上。
2008年之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高埗裕元厂开始裁减员工。肖文彬所在的流水线不幸被合并到其他部门。合同要重新签订，此前的工龄清零。肖文彬不满工厂的霸王条款，在2011年年底毅然辞了工。
眼看着2012年的春节就要到了，肖文彬无法安心找工作。买了一张汽车票，肖文彬回到湖北老家。他老家是典型的“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面、道路和家园”的地貌结构，村子与村子之间往往是隔着一座山。从肖文彬的家去县城更是要翻过两座山，换乘两次车。
翌日，肖文彬跟着父亲上到村子背后的山坡上采摘橘子。山坡上的橘子树上结满了黄亮亮的橘子。
肖文彬无心欣赏这满山遍野的美景。他接过父亲递来的梯子，麻利地爬上去，头扬着，双手举着采摘橘子。很显然他好久没有干过农活了，半小时不到，肖文彬的脖子就开始感觉到酸楚，一直举着的胳膊也一阵酸痛。“以前老是抱怨在工厂里加班时间太长，可回到农田里干农活，觉得还是在工厂里舒服些。”肖文彬很快就被父亲叫了下来。
回到农村的肖文彬说他已经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一到晚上，村子就黑乎乎的，哪儿也去不了。肖文彬觉得还是东莞好，“霓虹灯有时比老家的白天还要亮。”
在东莞打工时，只要一有空闲，肖文彬就爱往网吧里钻。网吧离工厂的宿舍还不到百米。但回到了湖北老家，他已经整整一个月没有上网了。“更别提那些K T V和酒吧了。”在老家的那段日子里，肖文彬一直跟还在东莞的老乡们通着电话，聊着东莞的一些事情。
父亲一直劝说儿子留下，跟自己再去承包几座山头，扩大橘子园。肖文彬又拒绝了父亲。半年之后，待春耕结束时，肖文彬再次登上了南下东莞的大巴。这一次，他没有进工厂，而是在高埗裕元厂旁边开了家服装店。
与肖文彬同批离厂的十来名员工当中，几乎全部人都留在了高埗，要么进了其他厂，要么就在裕元厂附近接手了一栋出租房或者承租了一家小门店。
裕元厂改变了高埗村，也改变了这些外乡人的生活方式。
设厂往事
万人同时涌出裕元厂，于厂外一条狭长的街道上，排成了长龙，单车要想通过的话，除非扛着走。如此场景，已成往事。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高埗裕元厂的到来，让陈容容、陈文建、肖文彬这样的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了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机会。
现任高埗村村支书莫锦章曾是高埗村第一家外资企业毛织厂的技术员。在这家毛织厂里他工作了十多年。据他说，高埗村地处高埗镇中心区，辖区总面积2.75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1.1平方公里，户籍常住人口3300多人，外来人口最多时有十万人左右。
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在东莞各个镇街风起云涌。但对于三面环水的高埗来说，在1984年高埗大桥尚未通车之前，往来市区需要通过轮渡，交通成了招商瓶颈。
高埗镇经贸办副主任莫志良说，到1988年，高埗镇仅有为数不到10家外资企业，在东莞的32个镇街当中，排名靠后。那个时候，高埗依然以农业为主，相对落后。1988年，东莞市得知台湾的裕元集团要在大陆设立分厂，立即派人赴香港洽谈。
或许是从扶贫方面考虑，东莞市政府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让给了高埗。高埗镇政府立即带着外经办的人赶赴香港，将裕元集团的人请到了高埗。莫志良说，来高埗之前，裕元集团已经去中山市考察过一番，对那边比较认可。这让高埗压力很大。
台湾企业家喜好风水，裕元集团来高埗考察，随行还带了台湾的风水师。
200米宽的东江南支流蜿蜒穿过高埗大桥，绕高埗村而过。高埗镇领导很有魄力地说：“随意挑，挑中哪块地，就给哪块地。”风水师很快就相中了位于高埗村的一块风水宝地。据高埗村村支书莫锦章说，当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和水塘，不少本地人正牵着牛在耕田。
随着裕元厂的扩张，员工人数激增。工厂宿舍难以满足工人住宿需求，工人不得不外出找房子住。从1990年开始，沿着高埗裕元厂的围墙外，高埗村本地人开始大量兴建楼房，用于出租。等到1994年，高埗裕元厂想要扩大规模时，发现高埗村周边已经无地可用了。
“当时高埗裕元厂周边建的都是农民房，当地人不同意拆迁征地。”莫锦章说，高埗村只能忍痛割爱，将裕元厂扩张的机会，让给了附近的低涌以及上江城村。
暂时安心
曾经的10万人工厂，而今只留下4万来人。每当夜幕降临时，身穿裕元厂服的工人稀稀拉拉经过街道，陈文建都会忍不住怀念往日熙熙攘攘的场景。
高埗镇外经办副主任莫志良说，这是市场经济下高埗裕元厂必然的选择。“内地劳动力成本低，在高埗裕元厂，每个工人的平均月工资达到3000元，而内地只需1000多元。此外内地政府在招商政策上，也比珠三角一带优惠力度大，不少是免费提供土地，吸引广东的企业过去投资。”
据统计，过去十年，中国劳动力成本大约增长了3.5倍，人民币累计升值30%左右。目前，以东莞工人月薪普遍3000元左右计算，印度尼西亚大约1800元，越南大约1500元。一个1万人的工厂，在大陆一个月仅工资就要多付1000多万元。而鞋产品在美国市场终端零售价过去几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决定了耐克等客户的订单涨价幅度有限，要求代工厂转移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最近几年，高埗镇方面几乎每过一段时间就要重申一遍：裕元鞋厂短期内不会搬离高埗。
其实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之前，裕元集团就开始重新布局，先后在江西、江苏等地设立分厂，将部分高埗裕元厂的生产线转移到内地去。“这些年，裕元集团在高埗厂的订单的确是每年以10 %的速度在下降，但总的来说，裕元集团的订单并未下降。”莫志良说。
生产线转移，工人裁减。莫志良认为这些变化对当地政府的直接影响并不大。“裕元厂每年给高埗的纳税总额一直持续在几百万元左右。影响最大的是附近的出租房和店铺。”莫志良说，当地政府也担心裕元厂的变动会给当地百姓生活带来震荡。“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高埗裕元厂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将不会裁减工人，总数将维持在4万人左右。”
得知高埗裕元厂不会再有大的变数，陈文建长舒一口气，“可以安心在此再做几年生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