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万人工厂只剩四万 “租房经济”日益艰难，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背景下，东莞高埗村出租房空置率飙高。
“二房东”陈文建做起了女人活，因为需要补贴家用。
在东莞高埗镇高埗村裕元鞋厂附近，有着1300多名像陈文建一样身份的一手房东或二手房东。他们的出租房里居住的几乎清一色是裕元鞋厂的工人。2008年金融危机突然来袭，影响深远，高埗裕元鞋厂的订单逐年下滑，工人数也从最高峰时的10万人下降到如今的4万多人。
在裕元鞋厂还没来到高埗设厂时，高埗村仅有两家外资企业，村中大都是鱼塘与农田，当地人过着赶牛下田耕种的生活。1988年，随着裕元厂的进驻，村里的鱼塘与农田相继被填平，栋栋钢筋水泥建筑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鸣声渐渐取代了村民的呵斥耕牛声。
用于出租的民房以及商场店铺绕着裕元厂的围墙而建。原先的村民成了居民，农民成了一手房东和二手房东，以及商铺店主，城镇颇具规模。繁华维系20年，而后鞋厂工人数量锐减。带来的直接影响是，鞋厂周边出租房的空置率飙高，往日熙攘的街道开始变得冷清。
高埗村里的房东们早已习惯了放租生活。“楼房不可能推倒变回田地，重新拿起锄头谁都适应不了。”
他们只是担心，他们赖以生存的裕元厂哪天会突然搬走。
二手房东
陈文建承包的出租房离裕元鞋厂的围墙只有三四十米远。围墙旁，一栋带有鞋厂明显标志的楼房上已经挂起了一家商品城的大幅广告牌。这里正在装修，在不久的将来，这栋空置的鞋厂厂房以及周边总共6万平方米的地方，将转而成为销售打火机、电池等小商品的商品城。
39岁的陈文建担心这种变化会持续扩大。
高埗裕元厂是全球最大制鞋商宝成集团在大陆设立的第二家生产基地。产业工人的批量进驻，带动了当地的建设潮和服务业的繁荣。裕元厂当之无愧是高埗镇早期城镇化的大功臣。
陈文建，湖北襄阳人，来东莞已经14年。在2009年之前，他一直在高埗裕元厂的几个厂区周边开照相馆。随着自带拍照功能的手机在一线工人中逐渐普及，照相馆生意难做，只得关门待业在家。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在裕元厂上班的妻子身上。
那段没有工作和收入的日子，陈文建过得很艰辛。为了省儿子读幼儿园的校车接送钱，他每天骑单车接送儿子上下学。所租住的出租房二手房东与陈文建是老乡。他找到陈文建，说已经无力继续将出租房经营下去。
彼时，金融危机已来袭一年，影响正当其时。
也就是从2009年开始，高埗裕元厂开始撤并生产线，裁减分流工人到江西等地的分厂，引发工人们的抗议潮。已经熟悉东莞生活的工人们开始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问题与工厂陷入对抗僵持当中。有的工人选择离开了鞋厂，也离开了高埗镇高埗村。
陈文建说，老乡的出租房里，共有24间房，金融危机最惨淡时连一半的房间都没有出租出去。每个房间每个月的租金在150到200元之间，老乡每个月要给一手房东缴纳5500元，相当于每个月都在亏本经营。
老乡决定以4000元的低价转让出租房承包权。“租出20间房子，我就能保本。”陈文建思考了好几个晚上，下定决心，接过老乡的出租房，成了二手房东。
在东莞的出租房陷入低谷时，陈文建出手抄了个底。几乎同时，周边的出租房承包价纷纷跳水，原先四五千的承包价下降到两三千元。陈文建估摸着出租房的承包价既然已经触底了，肯定会反弹。
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反弹迟迟没有到来，至今还在低谷徘徊。
2009年以来，陈文建赖以生存的裕元厂并无丝毫好转，反倒是缩减的生产线越来越多，裁减的工人越来越多，房子越来越难租出去了。“高埗村的出租房大多建在裕元厂附近，出租房里居住的几乎都是裕元厂的工人。”陈文建说。
这使得高埗村的出租房依赖性极高。裕元厂一旦有变动，高埗村的出租房反应最强烈。自从2009年接手以来，陈文建承包的出租房就从未住满过，平均每年都会有五六个房间空着。他也仅能保个本，勉强维持下去。
补贴家用
3个月前，陈文建接下了一个适合女人做的活儿，每天帮人加工组装比指尖还要小的电子塑料盘，一天干10个小时，可组装1000个，赚得40元钱。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赚得一分是一分。
在高埗裕元鞋厂附近的二手房东们大多与陈文建有着同样的心态，四处揽活的比比皆是。
随着裕元鞋厂工人数最的锐减，即便是本地人的一手房东陈容容，也开始重新外出找工补贴家用。
高埗本地人陈容容的出租房离高埗裕元厂要远些。尽管如此，她出租房里的租户也都是裕元厂工人。“现在出租房没得赚了。”11月7日，将近50岁的陈容容坐在出租房门口边埋头绣十字绣边叹着气说。
陈容容的房子是在2000年建好的，与周边的民房一样，五层楼高。建好之后，陈容容将房子承包给外地人出租。在2007年之前，这栋出租房每个月能给她带来4000多元的租金。那个时候，陈容容几乎不用管房子的事，只等着月底去收租。
2007年服装生意失败后，陈容容将房子从二手房东手里收了回来。“那个时候，正是裕元厂鼎盛时期，工厂工人达到了十万之众，周边出租房爆满。”陈容容说，她五层楼的出租房共有24间出租房，每间房每个月以200元租金计算的话，月入将近5000元。
好景不长。陈容容说，仅一年后，金融危机波及高埗裕元厂。工厂工人随后逐年在减少，退租的工人越来越多。最多时，一个月有3起退租。高埗村出租房的承包价也掉了将近2000元，单间房房租从每月200元下降到150元。
至今，陈容容的出租房尚有6间房子空置着。
无论是二手房东，还是一手房东都开始感觉到空前的压力。陈文建和陈容容说，那个时候，他们都非常关心来自裕元厂内的消息，生怕外界传言的裕元厂要搬走的消息成为现实。
高埗村村支书莫锦章说，高埗村有1300多栋出租房，租户以裕元鞋厂的工人为主。“2007年最高峰时，裕元鞋厂有十万人之多，到了2008年之后，工人人数逐年下滑，现在已下降到4万多人。”莫锦章认为，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当属出租房，普遍未能住满。
今年9月份，陈文建的儿子通过积分入学到了高埗中心小学读书。陈文建的生活压力陡增。出租房的生意毫无起色，他开始寻找新的开源渠道。3个月前，得知附近同为出租房二手房东的女老乡拿着一些手工活到家做，陈文建也跟着做起了女人活。
陈容容的大儿子正在读大一，小儿子则在技校读书，正是用钱时。“一家人仅靠日渐惨淡的出租房生意已经无法过活了。”陈容容遂在出租房楼下开起小卖部，卖水卖烟。她的丈夫则在今年年初去高埗村一家商场做起了夜班保安。
